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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必须有观念的突破———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二)
  

摘要: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
  比如说我要做生意,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但你不让我做,那只好我给你点钱,换回这个权利。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的错位。就此而言,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

  
  
  
  
  
  

  记者:你说腐败是一个完全的负面现象,但我记得你也曾讲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商人的贿赂行为反而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的效果,甚至推进改革。这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一个观点。那你怎么评价商人的行贿行为?
  张维迎:这是正话反说。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
  比如说我要做生意,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但你不让我做,那只好我给你点钱,换回这个权利。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的错位。就此而言,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
  当然政府肯定会有一些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力,我们总是需要政府的,因为我们要政府维护产权,维护秩序,维护和平,还要防止外国人欺负我们。这种公权力导致的腐败跟前一种不同,它一定是反生产力的,更是反道德的,因为伴随腐败的一定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现在有很大不一样,80年代的好多腐败是什么?是个人赎买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同时创造价值,带来了经济增长。腐败本身是一件坏事,但这种腐败是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的滥用,如土地交易中的权力寻租、公共工程中的腐败、司法不公、买官卖官等等。
  民众需要政府原本同需要企业一样,就是需要它服务。然而,政府与企业的收费方式不同。企业在市场上靠商品和服务收费,它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需要货真价实,消费者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只有你满意了你才付钱,如果企业强买强卖就违法了。而政府不一样,它就是强买强卖,它没服务就收钱,你满意不满意都得交钱,这就是税收。所以,尽管政府本来是要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很难保证它实际上为我们服务。之所以需要宪政和民主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税收就像在交保护费?
  张维迎:你可以叫它保护费。问题就是交完保护费以后,它是不是保护你,还是个问题。你雇了一个“保镖”,本来是让他保你的,结果他成天偷你的东西,这就成问题了。怎么从制度上解决腐败?首先要把属于老百姓的权利还给老百姓,铲除由政府越权导致的腐败。第二呢,就是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政府不滥用公权力,这种制度包括国家的宪政、法治、民主。宪政的意思就是说任何政府机构不可以超越法律、超越宪法规定之外行使权力,不得侵犯个人的正当权利。
  比如你要增税,就要通过立法机构批准才可以,你要四万亿投资,也要经过听证或者人大批准,这就是宪政。宪政不抽象、很具体。所谓民主,就是保证“权为民所赋”,政府官员行使权力时受到人们的监督。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真正的宪政、法治,那你的“保镖”就老在欺负你,腐败就没有办法解决。
  记者:所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张维迎: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因为经济改革目的是建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三个要素,第一是私有产权。第二是自由。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这三种东西都需要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人们没有安全感,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人们就不会真正从事创新活动,不会去投资更长远的事业。如果没有自由,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没有了,本来有能力做的事现在做不得,政府只授予一部分人,不让另一部分人做,没有公平竞争,其实是一种歧视。
  没有公平竞争,赚钱的人就不一定是真正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没有法治,没有宪政,企业家没有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人身和财产安全他怎么去创新呢?所以解决腐败问题得从制度上解决,不只是喊喊口号。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笼子是什么?笼子就是宪法、法律。
  记者:你在新书《博弈与社会》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儒家的意义,现在有儒宪派,他们认为古代的儒家就诞生了自由主义萌芽,你怎么看?
  张维迎:这也是一种观点。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是谁呢?是老子。第一个真正的市场自由主义者是谁呢?是司马迁。人类文明有好多共通的东西,无论东方西方,好多都是类似的。再说到儒家,我认为儒家思想,从春秋战国时候形成的东西,跟民主、宪政、平等、自由,没有任何矛盾。
  包括我在书里也讲到,儒家更是主张人人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前提是人与人是平等的,儒家的等级制度其实是一个激励体制,就像你们杂志社的总编、副总编,谁干得好谁往上提对不对?它很巧妙地把激励和协调给结合起来。儒家本身有“民本”的思想,但是它没有民主的思想,民主指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民本更多的是一种做事的理念、方针,就是以人为本等等,但没有上升到一种制度层面。
  记者:你的意思是即使有了自由主义思想的萌芽,但是它无法产生自由主义制度?
  张维迎:从思想到制度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当今全世界的民主制度全是由专制变过来的。
  中国秦汉以前还是相对自由的,你看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知道,汉武帝之前市场活动还是蛮自由的。但是也许中国的专制成熟得太早,西方的君主专制时间很短,都是十五六世纪之后的事情,比如说法国1789年革命,被推翻的所谓君主专制制度不过两三百年历史。西方的君主也从来没有像我们皇帝那么大的权力。
  自由制度的建立它是一个过程,它需要理念的支撑。现在如果我们大家都相信自由,终会得到自由,但如果我们都不相信自由,我们永远不可能有自由。自由首先是一种信念。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跟自由不矛盾,跟民主法治也不矛盾。我们现在过高地夸大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人就是人,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我们热爱安全、热爱自由、热爱繁荣、追求幸福,东西方都是一样的。所以资中筠先生讲,你看无论东方西方,每个国家惩罚人都是剥夺自由,任何人都喜欢自由,没有哪个国家惩罚人的办法是给他自由。
  记者:你最近两年非常强调理念的力量。你是否是说,改革必须有观念的突破。
  张维迎:是的。我们现在说要思想解放,解放什么呢?所谓思想解放不就是你原来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吗?现在我们所有想的都是原来想过的,甚至还有些原来想过的现在都不敢想了,还谈什么思想解放?“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人民公社搞包产制度”那一定是天方夜谭,我们有宪法明文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决不能动它,但我们后来也搞了;当时的法律说私有企业是剥削制度,我们后来也搞了。
  所有的暴乱、动乱,都出现在言论不自由的地方。他们好多反对自由的理由,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国家安全,哪个国家最安全?自由的国家最安全。你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党的基础,那没有国有企业的时候就没有执政党了?中国共产党是先执政再办的国有企业还是先办的国有企业再夺取政权?我们生活在自己编制的剧目里,我们只是在背台词。
  80年代好多人是敢想的,现在好多人想都不想了。我们已经自己给自己设立了好多框框。它是一种社会整体的心理倒退。
  80年代有好多企业家,因为改革都去坐牢了,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他们做了好事,但是不合当时的规定。现在的人都变得太算计了,什么东西都要算一下,这样的思维方式怎么能有改革,怎么能有理想?每个当官的算计每件事对他当官有多少好处,对他提拔有多少好处;每个经商的都算计他的政治风险有多大,对他自己赚钱有多少好处;每个做学问的人都在算计做什么样的研究最容易拿到国家的科研经费。如此,这个社会就很难进步了。
  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腐败本身是一件坏事,但这种腐败是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

  必须是市场自主完成的,“关店潮”给“僵尸企业”的启示
          百货店经营模式本身也是“硬伤”,        百货业的“关店潮”给那些藏有大量“僵尸企业”的行业改革,可以带来某些启示,        大陆零售业出现的这种变化启示各级政府,在很多行业的结构转型中,政府只需做好市场机制的建设者;在要素转移中,一切要让市场说了算,别让“政府之手”改变要素的流动方向。
          百货店运营成本的增加,是引发“关店潮”不可小视的因素。大多数百货店的物业是租赁的,随着租约到期,很多商业房租金涨了数倍,有些黄金地段,租金上涨甚至超过10倍;而人力成本年均增长10%—30%左右。
          大量购物中心的出现,对百货店冲击也很大。有调查显示,主力消费者由于工作与生活节奏快,专门外出购物的频次反而低,大多数消费都发生在伴随孩子游戏或餐饮时进行,多功能的购物中心恰好满足了这种消费习惯。
          百货店经营模式本身也是“硬伤”。百货店多以商品为中心,未以消费者为中心。层层代理、“联营扣点”的模式,让百货店只能选择销量大的大众品牌,个性化品牌被排除在外,百货店之间同质化严重,“关店潮”预示着行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当然,宏观因素也不可忽视。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各项指数持续下行,作为消费驱动力的居民收入,在过去十多年来,远落后于gdp的增长。民众收入少,消费自然低迷,由于百货店在整个零售业中的竞争劣势,自然首当其冲陷入“关店潮”。
          从以上分析看,百货店陷入“关店潮”实属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企业难以为继,就应当退出,才能摆脱亏损的陷阱,“关店”表明这些百货企业开始了战略调整。随着零售业结构的优化,传统百货已成此行业中产能过剩的部分,淘汰反映的,恰是市场需求的变化。零售业因占用贷款和政府资源少,进入和退出非常自由,极少催生“僵尸企业”。所以,百货店的此轮“关店潮”,换个角度看反而体现了零售业的理性与活力,说明大陆的零售业已成熟地步入市场主导的时代。
          自由进退本身,体现的就是经济和行业的活力,有店关门必然意味着有店开张,有企业倒闭,才能为新企业腾出空地。所以我们看到,一边是大量的百货店关店,但另一边却是无印良品、zara等品牌店的迅速扩张。
          百货业的“关店潮”给那些藏有大量“僵尸企业”的行业改革,可以带来某些启示。
          大陆的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行业的亏损面已达80%,产能过剩严重。政府供给侧改革口号提了很久了,但进展迟缓,大量“僵尸企业”仍盘踞市场难以清除。原因简单,地方政府担心gdp和就业压力,银行害怕责任和业绩考核,都不得不通过财政补贴和贷款输血的方式维持着。国企绑架市场经济、阻碍深化改革的问题已被学者频繁提出并摆上桌面讨论了。优胜劣汰原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连产品无竞争力、财务无力持续、资产无法抵债的三无“僵尸企业”仍能活得好好的,无疑是对要求市场起主导作用的十八大精神的顽抗。这破坏的不只是市场经济的规则,也是对公共资源最大的浪费,甚至扭曲了整个市场的信用体系与价值判断。
          大陆零售业出现的这种变化启示各级政府,在很多行业的结构转型中,政府只需做好市场机制的建设者;在要素转移中,一切要让市场说了算,别让“政府之手”改变要素的流动方向。因为企业会在试错中,自己找到方向。这种在市场中的尝试,本身就能培养企业的创新精神与对市场的敏感度,这些都是“政府之手”无法带来的市场智慧。企业只有经过了这种磨练,才能在新市场、新技术、新业态和新需求中发现与创造出新的价值。这种行业结构的优化,必须是市场自主完成的,如果总想着计划,效果只会适得其反。在这些“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做的,只是提供及时、必要的社会保障政策,为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政策便利与保障。
          虽然中国这一轮经济下行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也应看到,网络和高科技的普及,仍创造了大量的新产业和新业态,这些新产业中孕育着经济的新动力,低迷中仍有亮点,疲软中蕴藏了逆势的成长。正如百货业陷入“关店潮”,是在逼迫滞后的百货企业进行转型一样,“僵尸企业”也不能一味靠吸髓国家来实现“满血复活”,该转型的就应转型,该混合所有制的就搞混合所有制。只有用新的服务与商业模式创造出新的价值,企业才能重新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零售业结构的优化,传统百货已成此行业中产能过剩的部分,淘汰反映的,恰是市场需求的变化,原因简单,地方政府担心gdp和就业压力,银行害怕责任和业绩考核,都不得不通过财政补贴和贷款输血的方式维持着,优胜劣汰原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连产品无竞争力、财务无力持续、资产无法抵债的三无“僵尸企业”仍能活得好好的,无疑是对要求市场起主导作用的十八大精神的顽抗。

  从慰安妇到屠杀幸存者,总第587期:三菱掳日中国劳工案和解内情
  总第587期:三菱掳日中国劳工案和解内情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因日本侵华战争而遭受种种不幸的中国二战受害者群体,从慰安妇到屠杀幸存者,从生化武器受害者到被掳劳工,开始对日本政府和企业展开一波又一波民间诉讼,但最终都以败诉告终。
  总第587期:三菱掳日中国劳工案和解内情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因日本侵华战争而遭受种种不幸的中国二战受害者群体,从慰安妇到屠杀幸存者,从生化武器受害者到被掳劳工,开始对日本政府和企业展开一波又一波民间诉讼,但最终都以败诉告终。尽管受害者们已将诉讼转移到中国法院,但索赔之路仍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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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因日本侵华战争而遭受种种不幸的中国二战受害者群体,从慰安妇到屠杀幸存者,从生化武器受害者到被掳劳工,开始对日本政府和企业展开一波又一波民间诉讼,但最终都以败诉告终,总第587期:三菱掳日中国劳工案和解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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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教育部日前宣布,根据数学教学改革计划,英格兰半数小学将采用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学生的传统数学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应该成为英国学校的固定标准,”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自愿申请”,如此,改革数学教育,只是借鉴中国的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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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教育部日前宣布,根据数学教学改革计划,英格兰半数小学将采用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学生的传统数学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应该成为英国学校的固定标准。对此,英国教育部负责学校改革的国务大臣尼克·吉布称,将在数学教育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向数千所小学提供支持和培训,以改用上海的数学教学法。同时,政府将斥巨资用于提供教科书和培训教师。
          由于英国学生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表现不佳,而上海学生连续在pisa中获得全球第一的佳绩,因此,在英国国内,呼吁采用“上海式数学教学办法”的声音不少,bbc还曾专门做过引进中国教学模式的纪录片。而对于英国引进中国教育模式,国内有舆论认为,这是对“中国模式”教育的肯定。对此,必须有理性的认识。
          首先,英国政府的政策并非全面“引进”中国教育模式。与中国实行行政治校,政府一声令下,各校都要进行教改不同,英国学校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也就是说,政府可以提供教学支持、培训服务,但是,教师有教育自主权。参加政府培训项目的教师,会在教学工作中改进教学方式,但全盘按照中国模式教学,不太可能。
          据媒体报道,英国采取的方式是由每所学校安排两名教师受训,通过专业书籍的学习和实践来体会“上海式数学教学办法”。英国教育部在回应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政府斥资用于相关教学方法的改革,学校目前可自愿申请这一改革计划并获得资金支持。”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自愿申请”。
          这和英国的教育评价制度有关。在中国,由于中高考按照学生的考试成绩进行录取,而数学是中高考的核心科目,所以所有学生都必须学数学,而且,基本上按照一个标准对学生提出数学学习要求。拿奥数来说,在欧美国家,学生学习奥数完全出于自身的兴趣,而在中国,不管有无兴趣,家长都送孩子去上奥数培训班,以提高数学应试能力,并获得考试加分。
          在功利的升学追求下,中国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学难度很高的数学,被国民认为很正常。而在德国,是禁止在学前教育阶段对孩子进行知识性教育的。英国也如此,要像中国那样对所有学生都提出很高标准的数学要求,是有难度的,因为英国的基础教育,更关注学生的个性和兴趣,不是对学生“一刀切”的要求,这也是英国学生总体数学成绩不太理想的原因。
          在英国,对于数学成绩很差的学生,老师和家长也不是特别紧张,学校也基本上实行按能力和兴趣分组进行教学。如此情况下,老师可以在教学中适当提高数学要求,而要达到像中国这样的统一难度,是难以得到家长和学生支持和配合的。家长会质疑,为什么要学这么难的数学?
          其实,中国也有家长质疑,数学为何要学那么难?只是由于学校里没有能发挥作用的家长委员会,而且单一的分数评价制度摆在那里,家长的质疑不管用。但在英国却不同,家长的意见对于学校办学很重要,加之人才的评价多元、成才选择多元,有数学兴趣的学生可以花更多精力学数学,而没有数学兴趣的学生则把时间花到自己更感兴趣的内容上,这是他们学习的常态。如此,改革数学教育,只是借鉴中国的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
          中国基础教育的核心问题,是用单一的标准评价所有学生,强调高标准的共性要求,而忽视学生的差异性。更进一步说,目前基础教育的问题,根本不是学科教学的问题,而是评价制度的问题。中国学生数学学得比国外学生都好,可是,这能说明学生的素质比国外学生高吗?过重的学业负担,换来了“优异”的考试成绩,却付出了身心健康的代价。不能因国外借鉴、引进中国的教学方式,就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
          各个国家的基础教育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各自的问题。英国的问题是太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基础要求,因此,现在要在注重个性的前提下,提高基础要求,而中国则是要解决如何重视学生个性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的难度并不大,而要改革单一的评价标准,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则面临更大的挑战。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认识,也是应该积极向英国学习的地方。
          由于英国学生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表现不佳,而上海学生连续在pisa中获得全球第一的佳绩,因此,在英国国内,呼吁采用“上海式数学教学办法”的声音不少,bbc还曾专门做过引进中国教学模式的纪录片,


  据住建部数据,寻求“邻避效应”的化解之道
  “邻避”一词源自西方,指兴建垃圾场、污水厂、变电所、殡仪馆、化工或核电等可能会给环境或资产价值等带来负影响的项目,总会遭到周边社区民众的集体抗争,他们并不是反对建设这些项目,而是“项目很好,但请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有统计显示,美国在1980-1987年计划兴建81座毒性废弃物处理场,但只有8座顺利完成了施工,

          矛盾之所以集中爆发,与近十年来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垃圾量巨增、各地垃圾填埋场纷纷告急有关,也与民众自我保护、环保意识提升有关。据住建部数据,2013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清运量达到17238.58万吨。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2/3被垃圾围城,1/4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垃圾围城境况更严重。一边是严峻的环境形势亟待新建环保设施,一边是公众质疑与邻避效应,使得大陆的环保设施陷入落地难的尴尬,导致最终呈现的是零和困局。
          屡屡出现的抗议事件,表明大陆似乎正迈入邻避效应的时代。“邻避”一词源自西方,指兴建垃圾场、污水厂、变电所、殡仪馆、化工或核电等可能会给环境或资产价值等带来负影响的项目,总会遭到周边社区民众的集体抗争,他们并不是反对建设这些项目,而是“项目很好,但请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邻避困境成形首先与环保成效缺乏权威性有关。以垃圾处理项目为例,目前全世界采取焚烧方法处理垃圾做得最好的是日本,不仅技术好、运营成本能够获得保障,岛国四面临海的自然条件也适合。欧美等国则陆续放弃焚烧,转向分类、微生物分解等方式处理。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很多地区如北京多面环山,零风天气多、雾霾重,城市垃圾是否适用焚烧尚待论证,强行上马势必遭遇民众因健康隐忧而抵制;另外,垃圾处理这类事关环保的项目,国家通常采取企业市场竞标、政府资金补贴的方式经营,设计很好,但执行情况往往不尽如人意——企业出于各种原因,如有的公司通过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竞标,而竞标成功后,或包装名目拿到股市上捞钱,或利用国家对环保项目的各种优惠政策套取其他利益,或垃圾发电厂因产能不高转而偷烧劣质煤发电等等,手段不一,总之,低运营费用不能实现高成本运营才能保证的治污效果——不仅不能妥善解决垃圾问题,自身也动辄沦为污染源,致使垃圾焚烧项目制造污染之名坐实,从而引起民众恐慌。
          其次,好环境渐成稀缺品,使民众开始越来越注意维护自身的环境利益。稀缺就导致博弈,而政府与企业对这类可能污染周边环境的项目,在信息公开、平等沟通及合理补偿方面并无规范的措施。严格的环保一票否决制此时又恰好遭遇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一些官员为了保官升官,选取的很多项目都是临时抱佛脚,从选址、规划到环评,皆缺少公众参与环节,项目动工引发民众恐慌几乎是必然的。其三,一旦出现恐慌,政府再“说什么”,民众都难以置信。
          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过邻避效应的高潮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邻避运动曾使大量环保设施中途夭折。有统计显示,美国在1980-1987年计划兴建81座毒性废弃物处理场,但只有8座顺利完成了施工。直至政府通过确保不造成污染并给予社区补偿才解决了这类问题。
          台湾现有20余座大型现代化垃圾焚化厂,早年兴建时,也遭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在台北,焚化厂每烧1吨垃圾,就要拿出200元新台币作为给居民的回馈金,用于支持当地建设和民众福利。为了让老百姓放心,新竹环检署还把全署的办公室设在了当地垃圾焚烧厂内,周边建设了公共的休闲中心,附近居民不仅可免费休闲,还能获得减税等补偿。
          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看到,邻避效应的化解之道,第一要改变权力意识,公共事务的决策者要放弃权力主导的旧观念,确立权利至上的决策新思维。让这类项目从选择之初就公开化、透明化,允许公众和舆论在项目早期就参与到论证和决策中,从竞标预算的审核到排放达标的监管,再到合理补偿的到位,都要实现对民众权利的尊重。
          第二,垃圾焚烧一类的环保项目,无论如何都有转移污染(将地面污染转向空气污染)的嫌疑,这也是欧美等国转向其他高科技手段治污的原因。中国政府除了加大力度扶持本国科技含量高的环保技术企业外,也要算好低成本治污与高技术治污的经济账、环境账和民心账,本着历史的眼光择善而从。
          第三,随着房价的升高,房屋已成为民众最重要的资产。因此,要充分看到环境污染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起始阶段就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介入,对项目进行详细的调研、勘察与环评,以确保项目公开信息的真实与公正。只有真正实现程序正义与技术公平,结论才易取得社区居民的信任。
          邻避效应可谓人之常情,虽会延缓对某些环境问题的处理,但应看到它也有积极的作用——不仅能帮助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治理的理念,也能倒逼环保及其他一些污染行业注重环保达标,从某种角度上实现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
  “邻避”一词源自西方,指兴建垃圾场、污水厂、变电所、殡仪馆、化工或核电等可能会给环境或资产价值等带来负影响的项目,总会遭到周边社区民众的集体抗争,他们并不是反对建设这些项目,而是“项目很好,但请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有统计显示,美国在1980-1987年计划兴建81座毒性废弃物处理场,但只有8座顺利完成了施工,
,欧美等国则陆续放弃焚烧,转向分类、微生物分解等方式处理,在台北,焚化厂每烧1吨垃圾,就要拿出200元新台币作为给居民的回馈金,用于支持当地建设和民众福利,只有真正实现程序正义与技术公平,结论才易取得社区居民的信任。